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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教育部统一了调剂信息的发布平台，要求所有招生单位接收考生调剂申请均须通过研招网的“全国硕士生招生复试调剂服务系统”进行，是唯一的调剂工作平台，在该平台上，招生单位统一发布调剂信息、筛选并发放调剂复试通知、录取通知，考生申请调剂。

　　李家超表示，低空经济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范例。低空经济不仅能衍生一系列产业，其应用场景亦非常广阔、潜力巨大，既能提升城市管理和商业效率，也能为市民带来智慧生活的新体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如今，中国天文学研究持续发展，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2016年启用的500米口径的“中国天眼”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太空中飞行的“悟空”“羲和”“夸父”“天关”等多个天文卫星世界领先；“嫦娥”系列已多次造访月球并实现采样返回；“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

罗森：我并不认为古代中国完全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但确实很少主动探索远方，对外界的认知也比较有限。中国对中亚有所了解，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一些西域的情况，而政府也能从外交往来中获得一定的外部信息。至于郑和的远航，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大的航海壮举，但它的本质与欧洲的航海探险不同。别忘了，郑和是一名军人，他的使命是代表明朝向外界展示国威。永乐皇帝的统治并不稳固，他希望通过郑和的航行来彰显明朝在海外的影响力。

　　但是，这种通过产业链角色选择扶持对象的思维，对传统强调技术转化的扶持对象来说，非常难接受：“他们还是做生意的逻辑，真的有情怀做科技创新吗？”

　　古朴气韵，离不开妥善保护，时尚气息，得益于活态传承。近年来，黔东南州推出侗族大歌百村歌唱大赛等品牌活动，开展传统村落非遗资源深度普查工作，建立非遗资源数据库，让民族非遗生生不息。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