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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是的，我能看到事物背后的层次。我最近越发意识到这一点：我能透过表象，看到不同层面的信息，甚至可以说，我能看到一个更完整的世界。比如，在这个房间里，我能看到你所看到的，并准确地描述出来。但除此之外，我还能告诉你，这些东西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如果再深入一层，我可以解释，在英国，人们对它们的兴趣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我清楚地意识到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最直观的视觉层面，就是你能直接看到的东西，比如壁炉上悬挂的那幅画；第二层是它的背景和来源，即那是一幅中国画，来自琉璃厂，出自一位普通画家之手，这位画家创作了许多荷花题材的作品；第三层则是文化上的视角，在西方，人们通常会把画挂在壁炉上方，而在中国，这种做法并不常见。我之所以能看到这一层，因为我去过中国，若没有亲身经历，我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认知。再举个例子，我的考古研究最初是从约旦的考古挖掘工作开始的，因此，对以石材为主的建筑文化，我早就有所了解。但当我到中国后，我惊讶地发现，那里很少用石头建造房屋。直到最近，我才找到答案——为什么中国不怎么用石头建造？因为中国早期的建筑是在黄土上修建的。我擅长提问，习惯于不断追问：“我看到了什么？它为什么会在这里？” 以一只花瓶为例，最基础的问题是，“这是一只花瓶” ，接下来，我们可以问：“它为什么在这里？”答案可能是：“我妈妈在市场上买的。”但再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用花瓶作台灯的灯座？”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我们已经这样用了200多年。” 也就是说，每个问题都包含至少三个层次：首先是直观可见的表象，其次是它为何出现在这里，最后是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对我来说，研究中国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让我明白，欧洲和西亚的做法并不是世界的唯一的方式，世界上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体系，而当你认真去了解另一种体系时，你就会对自己的体系有更深刻的理解。

　　健全日常生活纪律教育长效机制。守纪是党员的终身课题。日常生活中干部与人交往既要“亲”，又要“清”；既要“廉”，又要“洁”。要把党员干部工作以外的表现作为干部任用的考察依据，加强生活圈、社交圈、朋友圈纪律教育，加强八小时之外的纪律教育。要把抓住“关键少数”延伸到管住“绝大多数”，瞄准细微漏洞集中“靶向诊疗”，对薄弱环节打好“预防针”。

　　在三类超前学习中，学科竞赛的门槛更高，竞争压力更大，获奖的含金量也更大，而另两类学习相对宽松，更吃重教育资源。于是，学科竞赛群体中，有可能出现与个人兴趣方向背离的严重功利性努力。我们团队也用调查数据区分了兴趣型竞赛生与功利型竞赛生。

　　五粮液酒传统酿造技艺是中国白酒文化的瑰宝，其历史可追溯至唐代的“重碧酒”，历经宋代的“姚子雪曲”、明代的“杂粮酒”，直至1909年正式得名“五粮液”，是中国蒸馏白酒传统酿造技艺的典型代表和鲜活范本。2008年，五粮液酒传统酿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旅南台胞洪智仁发言称，随着两岸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走好的交流之路也越走越宽。事实证明，《反分裂国家法》不仅不会影响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反而对台湾同胞很有利。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会认清祖国终将实现统一的历史大势，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报告分为“体检结论”和“健康建议”两部分。前者涵盖企业基本信息、日常监管信息，全面展示企业的法治“画像”。后者则包括“定向版”“普惠版”和“政策指引”三大项内容。其中，定向版根据企业具体情况提供“靶向”指导，如企业名称变更提醒、一人公司财产混同提示、许可证到期提醒、年报未按时申报提醒等。普惠版针对企业常见法律问题给予提示。政策指引则提供不同行业的政策法规信息，令企业能高效了解政策、精准匹配政策、快速使用政策。

罗森：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它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我希望帮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我最初在大英博物馆开始职业生涯，因此我的研究重点一直围绕“物品”，也就是文物。我喜欢通过观察文物寻找线索，尝试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2010年，我从牛津大学墨顿学院退休后，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向中国的早期文明。 如今，我关注的领域包括地理、地质与气候变化，以及丝绸之路等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