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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台内务问题难解。近期“在野”党主导的台立法机构改革行动，造成“朝野”关系紧张、立法机构议事冲突频传；台行政机构提复议案让行政和立法冲突浮上台面，政党纷纷走上街头诉诸群众，政局动荡、人心不安。

　　拥有超大规模市场的显著优势，消费市场还在不断成长壮大。14亿多人口构成了庞大的消费基础，其中超过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正持续扩大，已成为拉动内需、推动消费升级的中坚力量。同时，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多样、城乡市场潜力巨大，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丰富的消费品类，为提升商品和服务供给质量创造了广阔空间，也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坚实基础。大国的规模优势使我国具备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现实基础和长期潜力，从而可依托强大国内循环，着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将我国打造成为国际高端要素资源的“引力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对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认识》中指出：“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我国构建完整内需体系拥有坚实基础，蕴含巨大潜力，具备诸多有利条件和独特优势。

　　尽管中国并未采取集中清缴清欠税收等行动，但随着税收大数据广泛应用，网状、系统性税收风险分析取代了此前个人经验点对点分析，税收征管力度事实上在不断强化，税收征收率在不断提高。以前企业偷漏税可能不容易被发现，但近些年通过税收大数据，税务部门会收到企业风险提示，并跟企业确认，不少企业需要依法补缴税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二〇〇八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发展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改革开放后，我们打开国门，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转变，国内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开始显著上升，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内需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主导作用正在显现。与此同时，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还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还不够高、居民消费倾向偏低、供给结构对居民消费升级的适配性不够等因素，也制约了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发挥好财政政策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在总量上，强化财政总量调控能够有效提振市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为稳增长、扩内需提供坚实支撑。在结构上，确保财政资源精准投向有助于促进消费、改善民生和增强经济韧性的重点领域。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统筹安排财政收入、政府债券等各类财政资金，提高赤字率，合理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加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力度，扩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提升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能力。聚焦基本民生保障，加大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兜牢“三保”底线，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加力支持“两新”工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发挥财政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和重点领域建设，加大对设备更新和新产品规模化应用的支持力度，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释放消费潜力。此外，还要通过用足用好稳岗返还、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等政策，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稳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内需潜力释放提供坚实支撑。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我国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化发展。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科技、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方向，一批具备引领力的创新型产业加快成长，不断提升高质量供给能力。技术进步加快应用落地，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显著提升，制造端与消费端协同衔接更为高效，使产品和服务更精准契合个性化、多层次、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同时，我国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既能有力促进国内需求持续增长，也能显著提升供给体系对市场需求的适配能力，为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实现更高水平供需良性循环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