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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挥实效,离不开中央的顶层设计和地方的有效落实。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强地方财政政策落实效能和执行能力,为稳消费、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是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合理扩大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规范非税收入管理,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不得违规要求地方配套资金。二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的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地方更好服务大局、推动发展。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统筹考虑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提升地方税收自主性和可持续性。四是强化风险防控机制。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统筹推动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规范举债行为,守住风险底线。
发挥好财政政策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在总量上,强化财政总量调控能够有效提振市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为稳增长、扩内需提供坚实支撑。在结构上,确保财政资源精准投向有助于促进消费、改善民生和增强经济韧性的重点领域。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统筹安排财政收入、政府债券等各类财政资金,提高赤字率,合理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加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力度,扩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提升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能力。聚焦基本民生保障,加大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兜牢“三保”底线,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加力支持“两新”工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发挥财政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和重点领域建设,加大对设备更新和新产品规模化应用的支持力度,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释放消费潜力。此外,还要通过用足用好稳岗返还、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等政策,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稳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资深网球爱好者张先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感慨,“原来就不好预约的网球场,在郑钦文夺冠后,更不好约了。”他说:“我经常打球的球馆最早预约时间是提前一周的早上七点,但是现在到点就秒没,手一慢就显示预约完毕。”
“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资源,优化完善创新资源布局,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据了解,仅第二届链博会期间,参展商就签署合作协议、意向协议210多项,涉及金额1520多亿元人民币。众多企业家纷纷表示,在链博会上,供应链真正变成了实打实的“合作链”“共赢链”。
同时也要看到,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内外需市场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这必然要求我们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更好争取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
2024年8月,《中国科学基金》刊文指出,近年来青年基金项目资助率(资助项目占接受申请项目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由2013年的25%下降至2022年的17%,部分学科方向甚至下降至10%。较低的资助率或将催生科研人员在项目申请环节产生过度竞争,不利于基础研究的健康发展。此外,多位受访青年科研工作者表示,在项目评审等过程中,“打招呼”的情况并不罕见,“是谁的学生”有时比“做什么研究”更为重要。